方红学，英文名fanofart，1981年出生于葫芦园，年少时便常去残破寺庙寻宝，临摹寺内的石刻古文字。在求学期间喜欢搜集民间陶器，间有鉴赏作品在报刊发表。

     由于家族文化影响，自幼喜欢去寺庙和山岭探险。毕业后，去到敦煌泰山石刻等地云游，四处目染艺术的苍桑。其长发齐肩，若行走在敦煌石窟，那简直是一艺术家，若盘腿坐于乡野路边，那跟乞丐无异。

    1998年移居香港，2003年进修于台湾艺术研究所。

    2005年回到家乡创立了汉石经室金石古文字艺术中心。

   对于侏儒山，方红学少时有不少文学作品和考古作品。《长江商报》在《消失的战场 重返侏儒山》中写道：侏儒山人方红学，带我去爬记忆中的那座山。他曾经在山顶放牛，下雨的时候，躲在突出的岩石里。所幸他的“侏儒山石柱”还在，，少时的方红学，给它编了各种名字和故事，后来学了雕刻，就想把它就地雕成一件作品，或者一尊龙头，或者一位少女。

方红学迷恋外婆家乡的马口陶器，还有船厂的船，这些都成了他笔下的文字。他对砚雕、玉雕、砖雕、石雕、篆刻以及书画、诗词均有探究吸纳，不太受理性约束。

    方红学曾与爹爹方晓春合作过一副书法篆刻作品，金石味浓，细节间无不显露本真个性。观其砚，天真浪漫，趣意天成，一如其孩童般的性情，深得其师方见尘之精髓。满屋子的金石况味，他有一枚印，印面不过一公分，两手拈之尚觉困难，但六面居然都刻了印。这方印，是他少时所刻，那时条件差，他将磨刀石锯成小块当作印石，刻完后将其磨平再刻，直到薄薄一层，实在无法再磨了，便在它的六面刻上了印。

    对于祖国传统文化，方红学于书法、绘画、篆刻、石刻、砚雕以及艺术理论与评论均有涉猎，在《中国书画报》、《美术报》、《书法报》、《文房四宝》均有评论文章。

 

    方红学作为文人来到城市经商，不太喜欢酬应，常闭户潜修，倒像一个不太入流的出家人。他从前长发飘逸，现在短了许多。可毕竟是书香门第，其身上弥漫着浓浓的书卷气息，仍传承着家学的衣钵。

    他六七岁时，喜欢在家里的石灰墙上泼墨涂鸦，后来稍长，拜了家族里的方振茂、方剑华、方晓春几位爹爹为师。他常走几里山路去向祖辈请教。

    方家有重文的传统，当时两位爹爹见他年纪小，各自给了他一本碑帖。这两本碑帖，他抱着“玩”的心态，从七岁写到十四岁，但玩得很投入，把手头的碑帖不停临写，反复揣摩。

他十来岁在侏儒山看戏，见黑脸老包手托大印，迈着方步出场，十分威风，回来就照葫芦画瓢，找了一块大砖，在上面刻名字，盖在作就的书画上。后来发觉砖刻的不精细，便找来木头，打磨光滑，但很难运刀，又换牛骨头麻将来刻，麻将光溜溜的，手指很难掌控，以致于经常飞刀，划伤手指和手腕。为此常招来母亲责骂，雕雕画画，却让他度过了快乐的童年。

    方红学十七八岁起就喜欢收藏马口小陶罐，这小陶罐上的人物线纹刻划古拙，似刀刻出，简洁流畅，有些像书法中的笔意，常作为他习字画画刻印的素材。他从乡下的房前屋后找到它们，以至于如今家中摆满了一地。

   方剑华为他的书斋取名：马居，并题跋：千里马常有，千里之行亦常有。双子座的他，少年时长发齐肩，迷恋祖国传统文化，沈溺考古、收藏与游历。他放弃学业，有时行走在敦煌石窟，那简直就是一艺术家，有时盘腿坐于乡野路边，却跟乞丐无异。二十岁时几经辗转，不远万里独自去到宝岛台湾，因此怠慢了女朋友，从而分道扬镳。

     2008年来到黄山师从名师方见尘，书画作品恣肆飘逸。他的画室悬挂的方见尘《美人图》和《达摩面壁》，铭刻了主人与著名书画家、砚雕大师方见尘的师徒情谊。画室桌上印泥一两缸，歙砚三四方，刻刀五六把，寿山石七八九方。他刻的砚，大似船，小如梅花瓣，佛道人兽，篆隶真草，那变幻的线条，给人视觉以冲击震撼。我被眼前这位迷醉于祖国传统文化的青年所吸引。

 

    对于传媒，方红学不陌生。刚念书时，十来岁，他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和书法作品。一路走来，他结识了不少传媒记者编辑。他以文化人的视角，为各个行业有建树的人写小传，制作视频，反响极大。他说人生就是一场电影，是需要感动的。所以，在他的文字和视频中，观者常常为小小的平凡感动。

   《长江日报》记者余晓春问方红学：“你的职业是什么？”方红学说：“只是可惜，人活不过两百岁，不能同时展开很多条路。我热爱艺术，也热爱钱。当我在艺术的路上走时，我需要钱来对我奖励。”又问：“古人说三十而立，你立了吗？”方红学说：“古人的话，我不太懂。我明白，男人需要一个点来绽放他的光泽。这个点，我一直在寻找和探索，从来没有停止过。”

他与归元寺昌明法师结缘，赐他法号顽石。方红学一心向佛，至今单身，但他不避世，有大隐隐于世的味道。昌明圆寂时，他作为俗家弟子前去悼念，回来后嘶声大哭。 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既是佛家弟子，为何如此这般？方红学的多重身份，让我有时候也很迷惑，是作家？是艺术家？是商人？还是佛徒？也许，当生活与艺术纠结或扭曲时，他的思想却悄然清晰起来。

     在采访过程中，我问他，你少时为何四处游学，却不好好做一件事？方红学说：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，并多次提到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。细谈之下，他的许多举动背后有着不同寻常的逻辑和思想。本文力图呈现的也正是人的内心世界。

 

 

　　歙县1953年出土宋代窖藏历代歙砚17方，其中以长方形眉纹枣心砚最为珍贵，其石质坚润细密，雕琢雅洁，了无繁缛之饰，令人赏心悦目。体呈矩形，平面、平底，砚面呈菱形，四边及砚心外周凸起一道窄边，水池形如一弯新月。砚堂似枣形，内嵌与砚母吻合并可随意取放的一片眉子砚板。此砚石兼具眉子和罗纹两种石花，色泽青莹、设计巧妙、刀法苍劲、造型奇特，是歙砚中的精品。

　　从目前出土的古砚来看，汉时期的砚多为研石压磨或墨丸研磨，魏晋至唐时，多足砚、圆辟雍形、凤字形、箕形成为当时的主流，以石制、陶制、瓷制居多。

　　据北宋唐枳《婺源砚谱》载，歙砚开采始于唐开元二年，距今已有一千多年。南唐时，歙州文风鼎盛，后主李煜在歙州设置歙砚务为其制砚，有方姓、胡姓等制砚家族。1976年合肥出土的唐箕形歙砚，石质细润，色泽清纯，可以看出当时歙砚的审美意识，是早期歙砚的珍贵遗存。

　　米芾《砚史》云：余尝几刊改十余砚，北宋延续五代的传统，文人酷爱参与对歙砚的制作，愈具有“仕”的风韵。南宋，由于审美情趣的拓展，歙砚在人情趣味的营造方面比北宋愈加精彩，名色之多、质地之细、雕镂之工，为诸砚之冠。1953年歙县宋代窑藏出土17块歙砚，石质与造型各异，制作巧妙。据砚谱记载，宋时歙石名目有眉子纹七种，外山罗纹13种，水玄金文厥状10种，各种纹色灿然烂漫。

　　现存宋代名砚有银色冰纹砚，正视纹路为山峦起伏，侧视则银丝万镂，砚背镌有：歙石绝品。现存元代名砚有抄手砚，抄手砚左侧阴刻隶书“世路艰、人业异、与石交、不相弃”，右侧阴刻篆书“结邻”。此砚质地黑而泛青，周边自然破损硬朗，石上有片片黄锈，颇有青铜古气。在右边高处以洗炼之刀法，刻出古朴之钟鼎图案纹饰。左边任其斑驳，少有刀触，使之与右边呼应而形成一个整体。当中仅开一浅堂，堂中有令人联想化开的金色星晕。

　　苏轼有两方名砚，一方为汪少微题铭，铭曰：松操凝烟，楮英铺雪，毫颖如飞，人间五绝。另一方为李少微后裔所赠，色如碧玉，苏自赋诗赞曰：罗细无纹角浪平，半丸犀璧浦云泓；午窗睡起人初静，时听西风拉瑟声。苏轼还有一方歙砚，铭曰：东坡砚，龙尾石，开鹄卵，见苍壁，与居士，同出入，更寒暑，无燥湿，今何者，独先逸，同参寥，老空寂。

　　从元末至清初鲜有官方开采歙石的记载，但歙砚依然是明清宫廷和士绅之家赏鉴流连的珍品。《西清砚谱》中记载，明代书法家董其昌有一方仿汉瓦样歙砚，此砚后归唐寅，清代又被皇家所藏。砚上有董其昌铭曰：博以方，温而粟，润鸿藻，翼经术；唐寅铭曰：古瓦尚多炎汉制，墨光能射斗牛寒；乾隆帝铭曰：歙之石，龙尾最，式萧瓦，汉制派，董以画名，唐以画经……明代及清早期，随着各种题材和纹饰的广泛入砚，以及镌诗题铭的风气盛行，砚雕形式、技法与审美趣味更加自由多样，给砚雕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　　清代，歙丞、书法家高凤翰藏砚一千多方，酷爱雕刻歙砚，右手残废了，改用左手雕。现存清代名砚有庙前青砚、松皮砚、原生物化石砚和藻类、羊齿蕨类化石砚等。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歙砚得到发展。改革开放后，歙县和婺源县民间艺人将歙砚文化进一步传播和发扬。无论在开采矿坑，还是制砚工序和雕刻技术方面，都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，并且将历史上绝迹的一些花纹品种重新发掘了出来，为名闻遐迩的歙砚文化增添了新的风采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后，歙砚名色之多，质地之细，雕工之精，一跃成为诸砚之冠。

　　从中国传统的审美来看，歙砚由象见境的超越，是对更高层次境界的追求。当今砚雕家方见尘、胡中泰，经过多年的传承营造，把歙砚文化推上了一个让世人瞩目的繁荣高峰。

　　作为中国文房四宝之一，砚不仅是书画创作的工具，更是其精神气质的承载体。一种文化形式，与石头联在一起，给这一形式蒙上一种神秘色彩。令人回味，给人联想。砚为记载、传播和推动中华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，也是极为典型的中国历代美术之实物载体。 （方红学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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